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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涉外刑事案件中赃款赃物追缴问题

作者:  来源:  日期:2019年12月04日

  涉外刑事案件中赃款赃物追缴是国际司法合作的重要内容,在现阶段的国际司法合作实践中,境外人员追逃成果斐然,而与之相对应的赃款赃物追缴问题却差强人意,就目前的追赃成果来看,已追缴的赃款赃物同犯罪嫌疑人转往境外的非法巨额资产相比,简直是霄壤之别。为摆脱窘境,制定有针对性且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拓宽追缴途径,是推进案件办理工作的当务之急。

  涉外财产追缴成困难

  我国犯罪分子携款潜逃境外案件最早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腾飞,高智商犯罪、高科技隐蔽等新型犯法逐渐取代传统暴力型犯罪,经济类型犯法占比不断扩大,犯罪嫌疑人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获取经济利益,事后为回避国家法律制裁,通过多种手段分批分次秘密转移非法所得赃款赃物并出逃境外。基于涉外刑事案件的多发,步入20世纪第2个十年以来,我国逐步加强境外追逃工作力度。一是加强国际司法合作与区际司法协助,截至2015年底,中方已与57个国家和地区签订95项国际司法合作条约与双边协定,为构建我国境外追逃追赃络创建一个良好的基础。2是严厉打击,我国分别于2014年、2015年、2016年连续 年启动由公安部牵头主导的针对职务犯罪和外逃经济犯罪案件重要涉案人的 猎狐 专项打击行动,其中 猎狐2014 抓获600多人, 猎狐2015 抓获八百多人, 猎狐2016 截止到上半年为止已经取得抓获400多人的战绩,其中包括 百名红通 逃犯15名。

  相较目前专项打击行动强调对犯罪嫌疑人追逃而言,针对犯罪嫌疑人涉案财产的追缴问题却鲜有提及,如薄熙来的位于法国戛纳松树大道7号的枫丹 圣乔治别墅和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美国洛杉矶核桃市皮埃尔路688号的天价别墅等涉案财产追缴问题,均未妥善解决,而一旦时效超过财产所在国追诉时效,我国很难再对其进行追缴。殊不知,追逃与追赃同为关键的两个环节,追赃成绩的如何很大程度上影响涉外专项打击行动的成效。之所以在追赃问题上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立法欠缺。现阶段我国涉外追赃立法尚存不足,新《刑事诉讼法》中针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法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尚未建立起系统的针对涉外犯法资产没收制度。另外,在刑事案件中,针对个人财产,我国法律允许没收犯罪人部分财产乃至全部财产,而此种做法并不被所有国家理解接受。

  2是取证困难。从发现的时间上看,携款潜逃大多是长期预谋,精心准备,犯罪嫌疑人一般在某一行业、某一领域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熟知该行业的监管漏洞,多数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又充分计划,或通过复杂的国际贸易往来,或通过复杂的跨国金融系统、代理人,通过包装一个合法的外衣进而转移涉案财产,制定详细出逃方案,即便案发,公安机关在搜集有关证据时仍存在发现难、掌握迟的问题,同时针对处于境外的资产公安机关则必须查明这些资产目前的位置和处所,一旦这些资产发生多次转移,还需查明各个转移环节之间的不间断证据,当资产的形态发生了改变如将动产变为不动产时,找到转换形态的相关证明也将成为挑战之一。

  3是追赃艰难。在涉外刑事案件赃款赃物追缴问题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仅做框架性规定,具体的操作及实行细节仍处摸索阶段,还须请求国根据国际惯例结合实际情况自己探索。事实上,任何国家地区一方面不希望本国的资产非法的流出,另一方面却不排挤他国资金的流入,因为无论资金性质如何,巨额资金流入对流入地无疑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协助他国追缴行动无异于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另一方面,追缴赃物牵涉涉案财产诸多民事商事法律关系,势必引起原所有权人、现占有人乃至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的解决需要平衡各方面利益,如何把握平衡点,对请求国涉外侦查人员也是严峻的考验。针对赃款赃物的追缴,必须证明资产的非法性并且同流向被要求的资产是同一款项,由被要求国的司法系统进行审核、扣押、没收并转交请求国。这其中的困难在于这些财物可能涉及不同国家不同账户和个人。加之现在洗钱手段繁多,调查取证进程困难,乃至经常遇到嫌疑人在某一要求国,但财产在其他国家的情况。同时,贪官转移赃款的手段五花八门,方式越来越隐秘和高科技,证明非法性较为困难。此外,一些贪官被抓时已是两手空空,赃款有的被挥霍、有的被骗走,追缴起来更是寸步难行。

  4是合作不易。目前我国虽已同40多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但这些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与经济犯罪分子叛逃首选地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仅仅签订适用范围较窄的刑事司法协助,尚未签订双方引渡条约。且司法上罪名认定的标准存在一定偏差。因此,在追逃追赃的司法实践中,我们遭到不同国家不同标准衡量、条约前置主义、缺少互信等因素的影响,以致大量引渡或遣返要求被对方搁置、谢绝,境外追逃追赃工作积极性备受打击。另一方面,也存在境外追逃追赃成本高昂,缺少涉外办案专业人才、工作经验、技术条件等问题,以及对涉外法律了解等方面的困难。

  破解追缴难

  追逃、追赃,作为涉外刑事案件两个关键环节犹如木桶效应中的木板一样,应当并重,缺一不可。基于此,如何破解涉外刑事案件中赃款赃物追缴瓶颈,我认为可从下列几点入手:

  一是健全特别没收程序在境外的适用。自新刑诉法正式实施 年以来,针对犯罪嫌疑人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适用仍未得到有效贯彻,特别是在涉外追赃方面难以开展实施。因此,公安司法机关应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总结经验,先出台内部实施细则,在条件允许之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部门规章,使得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发挥其应有作用,从而斩断外逃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的资本。

  二是重视大数据应用。信息时代,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基于大数据背景下,建立完善国家工作人员信息资料库,落实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经济金融机构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登记,对财产变动异常的国家工作人员要及时预警监控,固定相关证据,避免采取进一步行动之时出现难以发掘证据的窘迫局面。同时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官员出国审批报备的监控力度,建立完善官员配偶子女海外移居、出国留学的报告和备案制度,形成科学有效的防控预警体系。

  三是积极缔结双边涉案财产追缴条约。在充分缔结双边引渡条约的基础上,丰富引渡条约的内涵,将涉案财产的追缴问题一同并入,列为与追逃人员同等地位,扩大引渡条约的适用范围。摸索相关替代措施,通过与外国法院相互承认与执行没收令制度,破解追赃困难尴尬的局面。另一方面推进司法改革,加强国际司法交流,转变观念,确立资产分享制度,划定分享比例,与相关国家单独签订针对资产的司法协助、资产没收双边协定或就具体案件签订资产分享机制,将资产分享制度以条文形式固定下来,提高他国配合我国追赃的积极性,有针对性地解决追赃工作中的障碍。

  四是创新工作方法。涉外刑事案件中赃款赃物追缴要求认真做好侦查取证工作,改变以往口供至上原则,贯彻孤证不能定案制度,落实严格的言辞证据与实物证据相互印证的规制。另外,创新多种追逃方法,确立利用赃款赃物所在国犯罪追缴法进行追赃和通过民事诉讼机制进行追赃制度,通过相对便捷的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申请财产保全和缺席审判等制度为境外追赃另辟蹊径。多种追赃手段相互配合,更加高效地限制犯罪嫌疑人资金活动,从而达到追赃目的。

  五是加强专业队伍建设。2014年由中央纪委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外交部、中国人民银行共同组成设立了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该机构的设立无疑为涉外刑事案件赃款赃物的追缴开创良好典范,但是笔者认为,仅靠国家机关进行追缴难以取得实质突破,可以斟酌引入相干社会气力加以辅助,比如涉外会计师事务所、涉外律师事务所、房地产商、拍卖行等,吸收国内外涉外经济法律专家人才,发挥社会气力,共同纳入到赃款赃物追缴体系中。

  赃款赃物的追缴是打击涉外刑事案件中重要的环节和手段。追回或返还这些不义之财,让犯罪分子人财两空,对震慑犯罪、打击犯罪,保护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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